跟随加缪系列,人不只属于历史

2020-01-25 作者:新闻中心   |   浏览(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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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全集》译林出版社

  那个时代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当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欧洲和全世界, 人文知识分子大多充满着政治激情,它的更庄严的名称叫做历史使命感。那是在五十年代初 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刚刚分裂为两大阵营。就在那个时候,曾经积极参加抵 抗运动的加缪发表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风格的哲学著作《反抗者》,对历史使命感进行了清算 。此举激怒了欧洲知识分子中的左派,直接导致了萨特与加缪的决裂,同时又招来了右派的 喝彩,被视为加缪在政治上转向的铁证。两派的态度鲜明对立,却对加缪的立场发生了完全

《反抗者》是一本由阿尔贝·加缪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38,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关于加缪是不是存在主义一向存在着争议。尽管加缪一贯反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存在主义的标签,但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颁奖词中依然称他为存在主义者。

  相同的误解。

《反抗者》读后感:荒谬阴影下的灯火

但加缪的思想确实与萨特式的存在主义是有区别的,它最大的特征是一种全新的人道主义,立足于个人在生存中最根本的体验,即“荒谬感”本身。相比于过去关注大写的“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更表现出一种对于每个个体人的关怀。这种新人道主义表现出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和如何面对并反抗这个世界的反思。这在《戒严》中就可以集中表现出来。

  当然,这毫不奇怪。两派都只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加缪恰恰是要为生命争得一种远比政治 宽阔的视野。

反抗乃是加缪在“荒谬”哲学上的进一步的思考,如果人生荒谬而毫无意义,那我们何以支撑生命存在下去,何以肯定自己的价值,又何以寻找自己的方向?对于此加缪提出“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从历史上对不完善的世界的形而上的反抗,讲到对权力阶级的革命的反抗,再到对理想与现实不一致性的创造的反抗,完成了一次对“该怎么活”的深入探索。PS:其中对于艺术创作的分析很精彩。

《戒严》和他的另一篇小说《鼠疫》都以瘟疫爆发为故事背景,但是更加高度象征化,加缪认为它是“最具个人风格的一部作品”。剧本描写了人们在面临突如其来的灾难时,生命变得荒诞,发现生活丧失了意义。青年医生狄埃戈为了追求荣誉,不惜冒着危险救助被瘟疫感染的人,但却逐渐陷入绝望之中。他的未婚妻维克多利亚坚定地追随着他,但是瘟神和死神禁止爱情。二人为了相互厮守,不顾死亡的威胁,而在愤怒之余,狄埃戈也意外发现勇气的力量原来可以战胜瘟疫。于是,他领导人们展开了反抗。最终,却在胜利的前一刻,用自己的生命交换了死去爱人的复活。

  加缪从对“反抗”概念作哲学分析开始。“反抗”在本质上是肯定的,反抗者总是为了捍卫 某种价值才说“不”的。他要捍卫的这种价值并不属个人,而是被视为人性的普遍价值。因 此,反抗使个人摆脱孤独。“我反抗,故我们存在。”这是反抗的意义所在。但其中也隐含 着危险,便是把所要捍卫的价值绝对化。其表现之一,就是以历史的名义进行的反抗,即革 命。

《反抗者》读后感:高二买的,读到大学

加缪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缪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的 这部为法国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书,新宗教,新神学。革命的特点是要在历史中实现某 种绝对价值,并且声称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类的最终统一和历史的最终完成。这一现代革 命概念肇始于法国革命。革命所要实现的那个绝对价值必定是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在卢梭 那里,它就是与每个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总体意志”。“总体意志”被宣布为神圣的普遍理 性的体现,因而作为这“总体意志”之载体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圣·鞠斯 特进而赋予“总体意志”以道德含义,并据此把“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亦即触犯“总 体意志”的行为都宣判为罪恶,从而大开杀戒,用断头台来担保品德的纯洁。浓烈的道德化 色彩也正是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正如加缪所说:“法国革命要把历史建立在绝对纯洁的原 则上,开创了形式道德的新纪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导致了无限镇压原则。它对 心理的威慑力量甚至使无辜的受害者自觉有罪。我们由此而可明白,圣·鞠斯特本人后来从 被捕到处死为何始终保持着沉默,斯大林时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为何几乎是满怀热情地给 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法律,而是神学。既然是神圣的“人 民”在审判,受审者已被置于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因而在总体上是有罪的,细节就 完全不重要了。

高二的时候,成绩不是很好,老师觉得我脑子很好就是不用功学,每天找茬,然后去书店的时候看到标题《反抗者》,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又看了看作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然后就买了,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感觉一句话恩,可以懂,可是我一段话看完,却觉得一句话也没懂。

“非本真”与“本真”的人

在《戒严》中,控制人生死的是瘟神和死神。但人其实是必有一死的,因此“死亡”实际是世界对于人的一种规则和约束。而瘟神和死神的到来,只不过是把这种毫无理由的杀人逻辑提前了,即“荒诞”在现实的自身显现。而这种“戒严”状态作为一种象征,实际上代指的是人在“沉沦”的日常生活中突然意识到死亡的来临,从而产生的一种荒诞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一种“畏”的情绪。

在《戒严》中,面对着死亡,在这种“畏”的情绪之下,人就产生了两种“非本真”的存在,分别以屈从于现实的人们和取消一切的纳达为代表。

第一种表现是人们在死亡面前表现出一种“不诚”,甘愿把自己的个体性潜藏于人的群体之中,取消作为人所有的“超越性”,用一种作为人的普遍性要求自己。因此,他们只需按照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过一种事先被安排好的、没有控制权、因而也无须负责的生活方式。而“彗星”的出现,打破了这种虚假的平静。那些经受不住在模糊性中生活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结合使他们紧张不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愿意听从行政长官的荒谬指令:承认“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城市上空根本没有出现彗星。”

而纳达的身上就表现出另一种“非本真”的存在,即超出限度的反抗,否定一切,取消一切。在他的世界里, 他拒斥法律和规则等各种传统道德范畴,拒斥任何终极价值,这就是他所自称的“虚无主义”的立场。他说:

“取消一切呀,我的美人儿!事物越取消,进行得越好。如果一切都取消了,那就是天堂!情侣们,听着!我讨厌那样!我看见他们从我面前经过,就啐他们。当然吐到他们后背上,因为有的人特别记仇!还有儿童,这些下贱的孬种……哼!这些我们全取消!统统取消!这就是我的哲学!上帝否认人世,我就否认上帝!既然虚无是唯一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虚无主义”中,他陷入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空洞的自由(在那里“一切都行”)。他将作为一个人所有的超越性和可能性都当做真实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然而人是不可能享受这种无限度的自由的,不管我们的世界有什么样的意义,它都是由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创造。

这两种“非本真”的存在形式都依附于有关人类状况的虚假性,强调人类状况要么是超越性,要么是真实性。但实际上,真实的人类状况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就是故事中的主人公狄埃戈。他曾经同其他人一样未曾意识到自己的困境,直到死的来临,由于“畏”屈从于这荒诞的杀人逻辑,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爱情。

后来,在思考人的尊严之后,他愤怒地喊出:“住口!我是有种的,无论生还是死,本来都很光彩。然而,您的主人来了:现在生与死,全不光彩了……”他意识到人在世界中不过是一个荒诞的存在,但他却选择接受挑战,做一个生活在这个关于他们状况真相之中的人,而最终显示出一种“本真的”的生存状态。

加缪

  加缪并不怀疑诸如圣·鞠斯特这样的革命者的动机的真诚,问题也许恰恰出在这种可悲的真 诚上,亦即对于原则的迷醉上。“醉心于原则,就是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去死。”革命者 自命对于历史负有使命,要献身于历史的终极目标。可是,他们是从哪里获知这个终极目标 的呢?雅斯贝尔斯指出:人处在历史中,所以不可能把握作为整体的历史。加缪引证了这一 见解,进一步指出:因此,任何历史举动都是冒险,无权为任何绝对立场辩护。绝对的理性 主义就如同绝对的虚无主义一样,也会把人类引向荒漠。

高三压力特别大,这本书大概是每天都要翻一翻,虽然只看的前两章,里面的一些例子,有很多没听过的,还有很多思想,我觉得本来我的思想是直的,他给我饶了一个方向,我觉得有些思想有点违背现在所谓的道德,可是顺着作者的思路,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也还是没看懂这本书,毕竟这本书看上一会我就特别容易犯困,解决失眠问题的好法宝

虚无主义的反抗

纳达在《戒严》中并非全然扮演着一个受害者的形象,他还作为反抗者和施暴者而存在。在剧本的开始,他意识到这世界不合理的规则,却选择变成了一个酒鬼。这固然是他运用非理性反抗荒诞的一种方式,却把矛头指向了上帝。

在死亡逼近之时,因为人生意义的虚无,这种形而上的反抗由于接受了杀戮和罪恶而迷失了方向, 纳达沦为了瘟神的帮凶,彻彻底底地走向了虚无主义。 因此他将这种必死的逻辑当成绝对的价值, 将杀戮合法化, 最终失去了反抗的本意。因此在故事的最后,纳达作为“虚无主义者”选择了一种“肉体上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死神和瘟神在戏剧中,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存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崇尚一种形而上的超越传统的逻辑,将不合理的全部取消,将杀戮合法化。在加缪的眼里,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始终关心的是全体人的发展,而非极个别人。这种人道主义,与过去的存在主义者都背道而驰。不管是克尔凯郭尔所赞扬的进入宗教阶段的亚伯拉罕,还是尼采所说的超越一切善恶的“超人”,都不过是极少数人而已。他们不遵行传统的伦理规则,而选择了独一无二的、没有先例的、境遇性的一切,实现了这种所有超越性的一切。①而这种虚无的道德,就是“虚无主义”本身。加缪认为,这种反抗的历史,从形而上的反抗到历史的反抗,全部是虚无主义的历史。对于这种观点,萨特在《答加缪书》里对加缪进行了无情嘲讽和激烈批判。“您抛弃了历史。而当历史抛弃了您的时候,您就变得恐怖和粗暴……您的道德首先是变成了道德主义。今天它只不过是空话,明天则可能变为不道德。”②萨特始终不明白的是,加缪这种人性的关怀到底所为何事。而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历史似乎证明了加缪更加正确,而萨特主张的革命却随着苏联政权的解体,消失在了历史滚滚而过的车轮之下。

萨特

  放弃了以某种绝对理念为依据的历史使命感,生活的天地就会变得狭窄了吗?当然不。恰好 相反,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企图作为历史规定方向的神,而是在人的水平上行动和思想。历 史不再是信仰的对象,而只是一种机会。人们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历史,而是献身于大地上活 生生的生活。“谁献身于每个人自己的生命时间,献身于他保卫着的家园,活着的人的尊严 ,那他就是献身于大地并且从大地取得收获。”加缪一再说:“人不只属于历史,他还在自 然秩序中发现了一种存在的理由。”“人们可能拒绝整个历史,而又与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 协调。”总之,历史不是一切,在历史之外,阳光下还绵亘着存在的广阔领域,有着人生简 朴的幸福。

大学之后,再次看,会觉得这本书意味深长,却不适合我,毕竟自己境界太低,最后弃书了~

人道主义的反抗

萨特其实误解了加缪,加缪更加赞扬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反抗,即一种有限度的反抗。

为何狄埃戈好不容易战胜了死亡,却又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用换爱人的生命?

他意识到自己并非是战胜了死亡,而只是推迟了死亡的到来。在这种人类必死的命运之前,他果敢地接受自己的向死而在。这种“向死而在”的意义不在于超越死亡,加缪与海德格尔的区别在于,他不认为人必须在死亡面前充分展开自己的可能性,而在于在死亡面前坚持公理和正义。这种可能性不一定非要在于自己,也可是为了他人。因此,海德格尔成了纳粹,而加缪怀着一股人道主义的精神,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它基于的是对生命和人性的肯定,以否定自杀、杀戮和暴力的时代倾向。

《戒严》在1948年完成,当时的他政治倾向已经开始与萨特渐行渐远。在同年11 月《战斗报》的一系列文章里,他坚持道德判断是不可割裂的:佛朗哥帝国和斯大林帝国都剥夺言论自由,两者毫无二致。而在1946—1951 年间加缪写的各种随笔、文章和序言的标题,也表达了他的观点:“不当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③而他已经意识到了俄国斯大林主义式的革命至德国法西斯主义式的“ 革命” , 无不违背了反抗的本质, 陷入了革命的悖论和虚无主义之中。④这种革命过后,人们又会像《戒严》里一样,忘却掉还未干的正义者的鲜血,“他们如此欢乐,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对抗荒诞和虚无的方式,唯有一种,以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的姿态去迎接荒诞的现实。

贯穿于加缪荒诞哲学和反抗哲学之中的价值理念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这种新人道主义首先是一种时代批判,即批判现代社会在上帝死后,作为人的意义和价值的缺失,这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以一种“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他主张的“反抗”则是在虚无主义废墟上的价值重建。可以说,尽管“荒诞——反抗”是加缪荒诞哲学的框架,但这种新人道主义却作为其哲学的内涵一直贯穿始终。


①《存在主义简论》[英]弗林( Flynn, T.R. )著;莫伟民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8

②《答加缪书》[法]萨特著,柳鸣九编.《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③《责任的重负 》[ 美 ] 托尼 · 朱特著,章乐天译,中信出版社,2014.

④《论加缪的人本主义哲学》 ,杨卫华

  我领会加缪的意思是,一个人未必要充当某种历史角色才活得有意义,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古 希腊人那样的贴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生活。我猜想那些至今仍渴望进入历史否则便会感到失 落的知识分子是不满意这种见解的,不过,我承认我自己是加缪的一个拥护者。

《反抗者》读后感:反叛者

  19968

“反叛者是什么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说他拒绝,他并不弃绝:这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

在随笔中,加缪的反叛者并不具体为特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他可以是一种行动准则,一种立场,一种精神。反叛者一直处于一块迁移不止的平稳地带,他随时都有可能站起来反叛出于任何一个与正义相关的目的。这种反叛并不等同于征服,因为反叛者很明确自己的界限,存在一些不可逾越的高墙,存在一些如同创伤一般的存在——“他就像接受创伤一样接受生命”。但首先,他要奋不顾身地去争取一些理应争取的东西,他要戳破一切应当戳破的可能。他必须发声并且有所行动。即使是“绝望的努力”,他也决不弃绝过程中的任何意义。

“我反叛,因而,我们存在。”反叛者的基点不仅建立在自身,还建立在众人的基础上。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所以他在孤独之中摆脱孤独,在荒谬之中突围荒谬。反叛者也不仅是反叛一个人,他作为一个奴隶不仅是要反叛他的奴隶主,还反叛一整个奴隶主群体。每一声来自同胞痛苦的呼喊都让他心痛无比,他必须坚定坚强,战斗到最后一刻。他倒下时并不忧伤,因为他知道还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来,他永不孤立无援。“艺术和反叛只会同世界上最后一个人一起消失。”对此反叛者深信不疑。

《反抗者》读后感:书摘

“上帝是敌人。但上帝是我的一种异化,或者更准确说,是我的现状的一种异化。一切先知与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发明了使我的现状异化的新方式。”

“在施特纳看来,博爱纯系欺人之谈。无神论的种种哲学以对国家与人的崇拜为顶点,这些哲学本身不过是‘神学的造反’而已。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一种崇拜,那就是对永恒的崇拜。这种崇拜是谎言。惟有‘唯一的存在’是真实的,它是永恒以及不为其统治愿望效劳的一切事物的敌人。”

“人们同样会注意到,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一切说是,便意味着对杀人说是。同意杀人,其方式有两种。奴隶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对主人的存在与他自己的痛苦说是。耶稣即教导人不抵抗。主人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在对奴隶制与他人的痛苦说是,这就是暴君与颂扬杀人。”

“的确,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是'将最初的'不'丢在脑后,否认了反抗本身,同时否认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真心诚意地呼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这就是在思想上对奴隶与主人同时说是。”

“尼采关于人类的不幸写道:'人类若怀有宏大的目的,则会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恶认为是罪恶,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

“这种永恒的运动是虚无主义的反抗运动。人们反抗对自己与对世人的不公正。当人们同时清醒地看出这种反抗的合理性却又无能为力时,激烈的否定态度甚至会针对他声称要保卫的东西。人们不能用建立公正来矫治不公正时,宁愿把它淹没在依然普遍的不公正中,这种不公正终于与毁灭混同为一。”

“反抗者基本上只想征服他自己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保持它。然而他失去对其起源的记忆,依照精神方面的帝国主义法则,通过无限增多的杀人而走向世界帝国。他从天宇中赶走了上帝,而形而上的反抗思想这时毫不犹豫地与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对自由的不合理要求自相矛盾地以理性作为武器,它觉得惟有征服权力是纯粹属于人的。上帝已经死去,而人继续生存着,也就是必须理解与建立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反抗内部于是吞没了创造力量,仅仅提出可以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人知道以后在大地上是孤独的,在走向人的帝国时将理性的罪恶与不合理的罪恶结合在一起。人在深思反抗的意图与死亡时,在“我反抗,故我存在”之外,又增添了一句:“我们是惟一的。”

“每种反抗都是对无辜的怀念与对生存的召唤。然而这种怀念终于有一天拿起了武器,并且承担起全部的犯罪行为,即杀人与暴力。”

“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绝对的。但它使至高无上的存在恢复为人的水平。‘对宗教的批判导致了一种学说,人对人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神化。”

“马克思没有采用黑格尔的词句。他相当模糊地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未来需要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整个未来。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或者不能结束矛盾与痛苦的历史,那样人们便看不到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与牺牲的正当性何在,或者它结束了这种历史,那么能把历史的继续想像为走向这种完美社会的进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去想像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的终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要求人类做出牺牲的唯一理由。”

“革命要成为创造的革命,不能没有规则,道德的或形而上的规则会抵消历史的妄想。它无疑只蔑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存在的形式的与骗人的道德,但它的疯狂之处在于把这种蔑视扩展到一切道德要求。在革命的起源与最深刻的动力中,便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可作为其向导。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

“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这是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发现其纯粹状态时所能加以确定的。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下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一切虚无主义最终都会成为一种价值,一切唯物主义最终会自己否定自己。”

“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正义的,无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同样,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自由的,则无正义可言。若没有权利明确地指出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以一个拒绝死亡的个人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的生存,则自由是难以想像的。只有恢复自由这个历史上惟一不朽的价值,最后才会有正义,虽然它是非常不同的。人惟有为自由而死,才死得其所。他们那时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死亡。”

“不论是内容压倒形式的作品,还是形式吞没内容的作品,它们所谈及的协调一致性都是落空的与令人失望的。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凡与风格了不相关的一致性皆是残缺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有条原则对所有创作者始终是共同的,即风格化,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创作者努力通过它重新塑造世界,使之略微变形,这正是艺术与抗议的标志。当风格化被夸张,可以看得出来,作品便是纯粹的回归:它企图征服的一致性便与具体内容不相干了。相反,当现实呈现天然状态,而风格化微不足道时,所表现的具体事物便无一致性。伟大的艺术、风格、反抗的真正面目便介于这两种异端之间。”

“从逻辑上讲,可以说杀人与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个主人被杀,反抗者也不再有资格谈论什么人类共同体,而其他行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更高尚的意义,如果人只有以人作为担保人,那么一个人只要离群索居,即可被从活人的社会中清除出去。”

“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

“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

“不能通晓一切的人则不能杀死一切。”

“实际上,纯粹历史的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反抗由此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

“反抗并无解决一切问题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

《反抗者》读后感:个人记录及读书笔记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这是总结《反抗者》这本书主旨最佳的一句话。 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作为法国存在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讨论完荒诞的世界观后,于此书《反抗者》指出了反抗就是生活本身的方法论。 全书分为如是几部分:在《形而上的反抗》中对先哲的观点进行讨论与批驳,一针见血地指出以尼采为代表的虚无主义十分直接地带来了恐怖主义(尼采的哲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思想)。在《历史上的反抗》中指出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本质上是站不住脚的,挑明马克思思想所影响的革命是基于历史终结论为前提的对人类改造(此种革命承认了杀人的合法性)。然而加缪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去想像历史的终结”。在《反抗与艺术》中讨论了艺术对一致性与全体性的作用与关系,并指出现代艺术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等的表现手法破坏了一致性,“它企图征服的一致性便与具体内容不相干了”。在《南方思想》中总结陈词,指出反抗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谎言、非正义与暴力的境况。并且这种反抗的手段绝对不是依靠杀人,因为在给出人的个体无法成为拥有绝对的道德准则的上帝的前提下,“不能通晓一切的人则不能杀死一切。” 此书无疑是本杰作,无论是流畅的逻辑还是富有深度的思辨,都让读者叹为观止。但同时也是因为此书,加缪与同为该时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关系彻底走向决裂。有评论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加缪这里最能体现。加缪在此书中如是说:“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加缪看重人本身,无论是客体还是本质。他在发现世界处于荒诞之中后,认定“纯粹的反抗”才是人类走出此种环境的唯一之路。这种反抗的终极目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拥有绝对道德、类似大同社会的世界。而萨特与加缪决裂之处也正是于此,萨特认为人对于荒诞的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人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作为自由存在着的存在方式。而且萨特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于是每个个体的存在不尽相同,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最后导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句“他人即是地狱”(L’enfer,c’est les Autres)。 加缪1935年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后,因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持异见,故于1936年退出了共产党,此后他就以一个自由的左倾思想家自居。也正是这样的经历,加缪便于《历史上的反抗》一章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表现出了极大的怀疑与不满。自始至终,加缪都是主张人道的,他认为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杀去某个个体或组织对历史是否起促进作用,事实上,这种利弊只有的历史终结的一刻才能被公正地评判。是故我们应“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是通过武装革命去改变历史。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十分值得商榷,因为我个人认为历史既然是被人类所记录,那它必然会因为内因或外因,迎来终结的一天。我们不能保证因为我们拥有主观能动性就可以随时间轴,“永久性”的存在于宇宙之中(加缪把持我这样的观点称为虚无主义)。我们既然会面临危机,那不可避免地在生活中就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遴选制度,纵使这种人为的选择会导致恐怖主义。(加缪同时花了很大的一部分去论述和我一样对普遍生命持漠然态度的非正确性)总而言之,我的观点如下:人类的终结诚然不会导致时间的终结,但它必然会导致历史的终结。而通过人目前已知的科学环境很容易实证出这种危机的合理性。 当然,“一个人试图描述评价一个比自己水准高很多的人,难免露怯”。于是,我虽有偏颇异议,但实则也确实佩服加缪此种惊为天人的才华。以加缪在进行了一本书厚度的论述后所提出的如是观点作结:“反抗由此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 ---------------------我是分割线-------------------- 笔记摘抄如下(仅陈列个人觉得有助于理解的书中主要观点,若有遗漏或不妥,还望指正): 1.“上帝是敌人。但上帝是我的一种异化,或者更准确说,是我的现状的一种异化。一切先知与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发明了使我的现状异化的新方式。” 2.“在施特纳看来,博爱纯系欺人之谈。无神论的种种哲学以对国家与人的崇拜为顶点,这些哲学本身不过是‘神学的造反’而已。在整个历史上只有一种崇拜,那就是对永恒的崇拜。这种崇拜是谎言。惟有‘唯一的存在’是真实的,它是永恒以及不为其统治愿望效劳的一切事物的敌人。” 3.“人们同样会注意到,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一切说是,便意味着对杀人说是。同意杀人,其方式有两种。奴隶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对主人的存在与他自己的痛苦说是。耶稣即教导人不抵抗。主人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在对奴隶制与他人的痛苦说是,这就是暴君与颂扬杀人。” 4.“的确,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是'将最初的'不'丢在脑后,否认了反抗本身,同时否认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真心诚意地呼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这就是在思想上对奴隶与主人同时说是。” 5.“尼采关于人类的不幸写道:'人类若怀有宏大的目的,则会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恶认为是罪恶,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 6.“这种永恒的运动是虚无主义的反抗运动。人们反抗对自己与对世人的不公正。当人们同时清醒地看出这种反抗的合理性却又无能为力时,激烈的否定态度甚至会针对他声称要保卫的东西。人们不能用建立公正来矫治不公正时,宁愿把它淹没在依然普遍的不公正中,这种不公正终于与毁灭混同为一。” 7.“反抗者基本上只想征服他自己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保持它。然而他失去对其起源的记忆,依照精神方面的帝国主义法则,通过无限增多的杀人而走向世界帝国。他从天宇中赶走了上帝,而形而上的反抗思想这时毫不犹豫地与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对自由的不合理要求自相矛盾地以理性作为武器,它觉得惟有征服权力是纯粹属于人的。上帝已经死去,而人继续生存着,也就是必须理解与建立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反抗内部于是吞没了创造力量,仅仅提出可以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人知道以后在大地上是孤独的,在走向人的帝国时将理性的罪恶与不合理的罪恶结合在一起。人在深思反抗的意图与死亡时,在“我反抗,故我存在”之外,又增添了一句:“我们是惟一的。” 8.“每种反抗都是对无辜的怀念与对生存的召唤。然而这种怀念终于有一天拿起了武器,并且承担起全部的犯罪行为,即杀人与暴力。” 9.“革命是将思想注入历史经验中,而反抗不过是从个人经验走向思想的运动。反抗运动的历史,即使是集体的历史,始终是事实上没有结果的承诺的历史,是既不建立政府也不阐明理由的模糊的抗议行为的历史,而革命是根据思想来规定行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因而反抗仅杀死一些人,而革命同时毁灭人与原则。” 10.“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绝对的。但它使至高无上的存在恢复为人的水平。‘对宗教的批判导致了一种学说,人对人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神化。” 11.“马克思没有采用黑格尔的词句。他相当模糊地说,共产主义不过是人类未来需要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整个未来。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或者不能结束矛盾与痛苦的历史,那样人们便看不到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与牺牲的正当性何在,或者它结束了这种历史,那么能把历史的继续想像为走向这种完美社会的进程。” 12.“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理由去想像历史的终结。然而,历史的终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要求人类做出牺牲的唯一理由。” 13.“革命要成为创造的革命,不能没有规则,道德的或形而上的规则会抵消历史的妄想。它无疑只蔑视在资产阶级社会所存在的形式的与骗人的道德,但它的疯狂之处在于把这种蔑视扩展到一切道德要求。在革命的起源与最深刻的动力中,便有一条并非形式的规则可作为其向导。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 14.“反抗在现在与将来越来越大声地对它说,面对一个只能唯唯诺诺的世界必须行动,不是为了在某一天生存,而是为了造反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那个模糊的存在。这条规则既非形式的,也不受历史支配。这是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发现其纯粹状态时所能加以确定的。让我们仅仅指出,反抗在与历史斗争时,在形而上的反抗的“我反抗,故我们存在”与“我们是孤独的”之外又增添了下述命题:我们不会为了生产不属于我们的存在而杀人与死亡,相反要为了创造我们现在的存在而活着,并让他人活着。” 15.“一切虚无主义最终都会成为一种价值,一切唯物主义最终会自己否定自己。” 16.“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正义的,无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同样,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自由的,则无正义可言。若没有权利明确地指出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以一个拒绝死亡的个人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的生存,则自由是难以想像的。只有恢复自由这个历史上惟一不朽的价值,最后才会有正义,虽然它是非常不同的。人惟有为自由而死,才死得其所。他们那时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死亡。” 17.“不论是内容压倒形式的作品,还是形式吞没内容的作品,它们所谈及的协调一致性都是落空的与令人失望的。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凡与风格了不相关的一致性皆是残缺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有条原则对所有创作者始终是共同的,即风格化,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创作者努力通过它重新塑造世界,使之略微变形,这正是艺术与抗议的标志。当风格化被夸张,可以看得出来,作品便是纯粹的回归:它企图征服的一致性便与具体内容不相干了。相反,当现实呈现天然状态,而风格化微不足道时,所表现的具体事物便无一致性。伟大的艺术、风格、反抗的真正面目便介于这两种异端之间。” 18.“从逻辑上讲,可以说杀人与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个主人被杀,反抗者也不再有资格谈论什么人类共同体,而其他行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更高尚的意义,如果人只有以人作为担保人,那么一个人只要离群索居,即可被从活人的社会中清除出去。” 19.“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 20.“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 21.“不能通晓一切的人则不能杀死一切。” 22.“实际上,纯粹历史的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23.“反抗由此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 24.“反抗并无解决一切问题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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