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严肃文学期刊稿费上涨,文学策展

2019-08-18 作者:关于微尼斯   |   浏览(190)

“越来越多的刊物进入到文学市场,也许是件好事,起码能带来更多的尝试。”张学东说,但他也不免有些担心,甚至并不太看好,“就像以前很多杂志会主办各种各样的榜单和评选,但是最近几年评选越来越多,含金量就会降低。”他自己也在西北地区的一家文学杂志任职,深知一家文学杂志坚守的难处。在他看来,民间资本支持的文学刊物也是一样,“最重要的还是能不能持续发力,就我所知,很多刊物做一两期很容易,但很快沦为圈子里的刊物,能不能保证品质地出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都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张学东说,

一向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在文学期刊稿酬改革方面也是引领潮流,早在2011年,包括《上海文学》、《收获》等在内的文学期刊就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提供的“文学发展基金”专项资助下首次提高稿酬标准至每千字500元,一跃成为国内的“稿酬高地”,引发全国文学期刊的稿酬改革,对文学界影响极大。

然而,按照目前的稿费标准,一个全职的自由撰稿人完全靠写稿赚钱养家,仍然不太现实。在记者采访的几位作家中,所有作家,在写作之外都还有正式工作,比如高校教师、编辑等,稿费上涨对他们而言是锦上添花,但如果想完全靠写作谋生,这点稿费远远称不上雪中送炭。作家林白直言,一个清洁工的月工资高的都能达到四千八百元,高于国内大部分严肃文学作家的稿费所得。“创造性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并不仅仅是坐在桌前写作的时间,还需要投入全部的人生历练,长时间的阅读与思考……一个国家从事精神创造的人,如果收入过低,这是说不过去的。”

“花城关注”让我们看到了《花城》杂志的努力和不同,其开放和可能,体现的是杂志自身的前沿性和先锋性,它“充盈着探索文学在我们时代‘可能’抵达边界的精神气质”。青年、异质、实验,“作为写作者,理所应当贡献的应该是不同的现实感受、不同的文学经验、想象和不同的文学形式,我们的栏目就是要让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一起浮出地表。”而如果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角度出发,“花城关注”最大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启示我们“必须从一个多么广阔的视野出发,来借助我们今天形势下的技术条件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形式或题材种类的观念,以便找到构成当前文学活力切入点的表达形式”。

陈鹏则对《大益文学》很有信心,对于大益文学院,他们的蓝图更是很大,筹建一个海外写作营,出一套丛书,做一个国际奖项,对中国作家和有中文译本的外国作家进行评选等等,“我们不希望只是在国内的文学圈子小打小闹。”有企业的支持,刊物就不需要面临所谓市场化转型或者其他的压力,陈鹏干劲很足,他觉得只要有对文学的坚持,就可以完成自己的构想,做到传统文学杂志没法办成的事情,发出自己的声音。

据《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介绍,《上海文学》自今年7月刊起就已经将最高稿酬标准提高至每千字1000元,这使得《上海文学》单期的稿酬预算也从原来的8万元一举升至17万元。北京青年报记者还了解到,早在今年3月底,全国数十家文学类核心期刊主编齐聚武汉举办了一个论坛,《上海文学》主编当时就曾在会上透露:“第一流的刊物就应该有第一流的稿费,今年我们还将继续争取更高的稿费。”该主编认为,如今除了文学,其他的文化形式诸如画家、音乐家的酬劳都是以十倍八倍的速度在增加,而唯独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稿费一直还是很低,“更高的稿酬才是对纯文学的尊重,对文学创作的尊重,对作家劳动的尊重”。不过这千字千元的稿酬想拿到也并没那么容易,赵丽宏说:“最高每千字1000元的稿费开列是十分谨慎的,务必是佳作力作才行。”

优秀稿件每千字800元,其他稿件平均在每千字500元左右,新春伊始,严肃文学第一大刊《人民文学》便传来了涨稿费的好消息。

作为刊物编辑行为的“文学策展”,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获得滋养,也激活其他艺术,像“花城关注”栏目推出的导演的小说、话剧、电影诗剧、歌词等等。文学主动介入其他艺术,从文学刊物的纸本延伸到纸外,对于文学自身而言是拓殖和增殖。

文学期刊向来是挖掘和培育文学作品的园地,很长时间以来,主流纯文学杂志譬如《当代》、《收获》、《花城》、《十月》都是作家的梦工厂。与此不相称的是,文学期刊的稿酬一向较低,时常成为业内聚焦的话题,不过从去年开始,很多知名的文学刊物都在调整稿酬标准。据有关媒体的消息,去年,上海作协旗下的《上海文学》和《收获》大幅提高稿酬,最高达千字1000元;今年2月,《人民文学》宣布优秀稿件稿酬上调至千字800元,其他稿件平均在千字500元左右;此外,《花城》目前的稿费最高可达千字800元至1000元,《诗刊》部分重点栏目的稿费提高至每行20元……甚至有杂志在千字500元的基础稿酬之外,进一步借鉴了网络文学的打赏机制。

据赵丽宏讲,这次稿酬得以再次提高,同样是出于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专项资助。他表示千字千元的最高稿酬标准不仅在国内保持领先,从世界范围的纯文学创作来看也是相对可观了,而提高稿酬最主要的目的一个是使刊物内容质量得到保证,另一个是让刊物更有能力做想做的事,如《上海文学》近年来就通过举办各种小说新人大赛、编发青年作家专号等途径,发掘了张怡微、李晁、孙频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目前编辑部正在酝酿通过微信公众号推介新人新作,微信刊用稿件也将付酬,并将在累积一定数量后推出纸质增刊。”

涨稿费的钱,多数来自财政支持。相对流行文学来说,曲高和寡的纯文学往往不能独立依靠市场的力量,需要政府给予一定扶持。《人民文学》上涨的稿费来自中宣部的一笔专项资金。《长篇小说选刊》今年新开了“长篇小说论坛”栏目,专门刊登评论家对长篇小说的争鸣与观察,稿酬定为千字千元。这笔钱除了杂志社自筹一部分,其所属的作协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也会有一定补贴。

(摘编自《文艺报》2018年8月17日3版署名文章《探索、开放和可能》)

这些传统的文学刊物大幅提高稿酬,背后的支持大多来自政府部门的拨款。“《上海文学》自2016年7月刊起,最高稿酬已经提高至每千字1000元。”《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曾向媒体透露,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专项资助下,《上海文学》和《收获》的最高稿酬标准再次提升,是两家刊物自2011年将稿费提高至千字500元后的又一次突破。据统计,提高稿酬标准后,《上海文学》单期稿酬预算从8万元升至17万元。不过赵丽宏也谈到,并不是每篇都能开出千字千元的稿酬,能得此稿酬的必须是“佳作力作”。

本报讯据当地媒体报道,上海作家协会旗下两大文学期刊《上海文学》、《收获》近期将最高稿酬标准提升至千字千元,这是上海纯文学杂志自2011年将稿酬提高至每千字500元后的又一次突破。

涨稿费成多数期刊常态

现代期刊制度和稿酬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前提。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现代文学期刊史,反之亦然。20世纪末,文学期刊在经历了70年代末开疆拓土的复刊、创刊和80年代的极度繁荣之后,在文学市场化的大背景下,纷纷陷入读者流失、发行量剧减的困境,甚至当时有人发出“必须保卫文学期刊”的呼声。

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主编,不同的刊物,都在做着不同的尝试和选择,在选择之中会有无形的竞争。文学领域究竟是不是一个比赛场,这很难讲。但这些实验能否达到预想的效果——无论是传统杂志高稿酬的尝试,还是民间资本支持的文学项目,恐怕确实需要时间来检验。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十月》杂志主编陈冬捷透露,2013年他们涨过一次稿费。“我们当时从每千字80元至100元,涨到了每千字200元至500元,现在正在计划申请新的专项资金,争取再涨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前沿性不等于“唯新是从”,而是一种文学史视野下的再发现。比如2017年第6期的“科幻”专题思考的除了写实地把握世界,除了可以荒诞地也可以魔幻地把握我们的世界,还有在今天“科幻”是不是一种面向未来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呢?比如2018年第1期的“多民族写作”专题提出的问题,没有被翻译成汉语的其他民族作家的作品如何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

另一厢,近年来一些由民间出资兴办的文学杂志或杂志书,也都提出并且兑现了千字1000元的高稿酬。在云南昆明,大益茶企最近在集团内部开设了文学院,并创办《大益文学》,目前已出版了《慢》和《城》两辑,稿费都是千字千元的标准。这本杂志书的主编陈鹏及其团队曾经就职于《大家》杂志,陈鹏告诉青阅读记者,民间资本支持的文学杂志和传统的文学期刊还是有诸多不同的,“大益的吴总很支持,一直说他就是我们的财政部长,为文学院保驾护航,在办刊上,编辑部有相当的自主性。”谈到稿费,陈鹏觉得是很骄傲的事情,“这应该是中国最高的稿费标准了,还有可能上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作家有尊严。”在陈鹏看来,一些传统期刊的稿费标准太微薄了,“我自己也写作,有的杂志号称千字1000元,其实平均到不了千字500元,地方刊物可能只有千字50元、100元,写个中篇可能只有1000元的稿酬,而且你要为这点钱等待很久,少则半年,多则两三年。”《大益文学》约请到的作者如马原、于坚也都认为,千字1000元是给作家以尊严的稿酬,“如果有杂志愿意提出千字1000元的稿费,我就不会惊慌失措地写作,为生计发愁。”于坚说,“比如乔伊斯,为什么哈丽特·维沃尔愿意资助他写作?是因为她相信乔伊斯写的每个字都是金子。”在他看来,让作家有稿酬上的保障,也可以催生出好作品。

其实,近一两年来,涨稿费似乎成了国内文学期刊都在忙活的事情,有的在全国带头开启涨稿费先河,有的在低调中默默提高了稿酬标准,还有的正奔走在涨稿费的路上。尽管写作者不会因为稿费高低而增加或减少对文学的热爱,但越来越高的稿费,的确让写作变得更有尊严,也更能激发优秀作品的诞生。

文学期刊是整个文学生态的一部分。谈论文学期刊的前途和命运,自然要将之置于整个文学生态的大环境来考察。当下的中国文学,经过近二十年网络新媒体的洗礼,全民写作已经是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文学事实。大众分封着曾经被少数文学中人垄断的文学领地,那些我们曾经以为不是文学,或者等级和格调都不高的大众文学,毫不自弃地在普通读者中扎根和壮大,进而倒逼专业读者正视、承认和命名,文学的边界一再被拓展。基于交际场域的文学活动,网络文学当然不是那种以文学期刊发表为中心的私人的、冥想的文学,它的特点是即时性的阅读、点赞、评论和打赏,有着充分发育成熟的论坛、贴吧,有着自身动员机制的线下活动等,具备“粉丝文化”属性,生成新的“作者—读者”关系方式。这突破了传统相对封闭的文学生产和消费,而文学期刊是维系传统文学生产和消费的一个重要中介。

老牌刊物与民间办刊的不同选择

此外,稿费中还得扣除一部分个人所得税。按照相关规定,所有稿费只要超过800元,就得缴纳14%的个人所得税。多名作家都表示,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依然让他们觉得负担较重。

“文学策展”从艺术展示和活动中获得启发。与传统文学编辑不同,文学策展人是联络、促成和分享者,而不是武断的文学布道者。其实,每一种文学发表行为,包括媒介都类似一种“策展”。跟博物馆、美术馆这些艺术展览的公共空间类似,文学刊物是人来人往的“过街天桥”。博物馆、美术馆的艺术活动都有策展人,文学批评家最有可能成为文学策展人。这样,把“花城关注”栏目想象成一个公共美术馆,有一个策展人角色在其中,这和我预想的批评家介入文学生产,前移到编辑环节是一致的。

民间力量支持的刊物也有野心勃勃的一面,像《大益文学》就希望在“先锋小说”方面有所作为。“我们树立的文学审美并不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标准,我们需要更大胆的先锋性,想寻找有点叛逆精神的文本。”在陈鹏看来,先锋是如今的传统文学杂志缺失的一种品格,“今天的文坛,受制于风格、定位等方面,讲故事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想找到一些反叛的力量,哪怕这种反叛通常充满了实验性。” 《大益文学》第一辑约请了马原、于坚、欧阳江河、吉狄马加等知名作者,为杂志打造知名度,接下来也想要发掘和培养那些一直被主流忽略的、不太一样的作家和新人。“我们要扶持一些主流期刊视而不见的年轻作者。”陈鹏说。

陈希我回忆,几年前稿费较低,往往是千字100元这样的标准。作家一般不会提前问稿费多少,但最后拿到那么一丁点儿稿费时,心里会很郁闷,“我当时想,如果能撤回来,宁可撤稿也不要这样的稿费!”后来他发稿便有意避开那些稿费太低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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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质量不会因稿费提高有巨大变化

《人民文学》《诗刊》《作品》《收获》《上海文学》《钟山》《福建文学》《解放军文艺》《红艳》《天涯》《小说界》《湖南文学》《芙蓉》《江南》《青年作家》《当代》《十月》《作家》《长江文艺》《广州文艺》《草堂》《鸭绿江》

秉持没有先锋实验的文学是不正常的文学观念,“花城关注”做了一些实验,比如动用30多页的版面发表朱宜的长篇话剧剧本,做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小说专题。接下来,何平说,还想做一个“歌与诗”的专题,将文学与当代流行音乐相结合。我们要开放文学的可能性,不只是接纳各种各样的作者,宽容各种各样的文本,而且要从整个文学生产的过程入手,甚至在整个社会结构层面上激活文学的潜能。

当然,提高稿酬的目的在于孵化更好的作品,让作家的工作得有所偿。去年12月,作家张学东收到《上海文学》杂志寄来的13300元稿费单时很欣喜,这是为他两万余字的小说按照千字500元支付的稿酬。“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对待作品,作家有福了。”当时他在朋友圈写道。“写作也是一种劳动,作家尊重一个刊物,把好的作品给他们,相应的高稿酬也会让作家觉得自己的工作是被尊重了。”张学东告诉请阅读记者,这是一个礼尚往来的过程,“一个一万字以内的短篇作品,光是创作可能要作家工作一个星期,之后还需要大量地校稿删改,有时甚至需要一个月。如果这样的工作最后只换来一箱汽油钱,确实会让人觉得劳动被看低了。”

让作家更从容地面对生活

现代期刊制度和稿酬制度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文学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前提。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现代文学期刊史文学期刊是整个文学生态的一部分。谈论文学期刊的前途和命运,自然要将之置于整个文学生态的大环境来考察。当下的中国文学

“我们的杂志也提高了稿酬标准,但也不是对每个作品都实行高稿酬,比较优质的作品会给高稿费,相对差一点的还是会有所调整。作家对此可能会有些意见,可是如果统一标准,杂志社无法承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学杂志编辑告诉青阅读记者,目前很多刊物的涨稿酬之风,也是由于多方压力使然,“大家都看到有同行在涨稿费,然后纷纷向自己杂志所在的地区申请,不希望自己的杂志在稿费上落后。” 这位编辑也提到,稿酬对编辑部的工作并没有太大影响,“稿酬的增长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我们还是看稿子,改稿子,收到的稿件质量也并没有因为稿费有巨大变化。”

完全靠写作谋生仍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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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很多杂志的负责人表示,办刊绝不仅仅靠高稿酬,另一方面作者也不会都冲着稿酬投稿。“如果让我在老牌刊物和稿酬很高的民办文学刊物里挑,我还是会把稿子交给老牌刊物,哪怕他们的稿费略低一些。”作家张学东告诉青阅读记者,“传统刊物有比较稳定的水准,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形成的评价体系,认可的人很多。而年轻的民办刊物并没有标准,两三个人办,两三个人看,对主流的影响也不大。”张学东表示,“不久前上海也有几个文学爱好者办了杂志,选摘了一些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作品,但看起来水准就是欠缺一些。”

“涨稿费现在应该是一种常态吧?”对于这一话题引起的较大关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显得有些惊讶。在他看来,作家写作这么辛苦,与他们的劳动相比,“这点稿费差远了”。

至于“文学策展”,是在我读了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的《策展简史》所想到的。2006年,他在采访费城美术馆馆长安妮·达农库尔时问道:“如何界定策展人的角色?”后者认为:“策展人应该是艺术和公众之间的联络员。当然,很多艺术家自己就是联络员,特别是现在,艺术家不需要或者不想要策展人,更愿意与公众直接交流。在我看来,这很好。我把策展人当作促成者。你也可以说,策展人对艺术痴迷,也愿意与他人分享这种痴迷。不过,他们得时刻警惕,避免将自己的观感和见解施加到别人身上。这很难做到,因为你只能是你自己,只能用自己的双眼观看艺术。简而言之,策展人就是帮助公众走近艺术,体验艺术的乐趣,感受艺术的力量、艺术的颠覆以及其他的事。”和艺术家一样,当下的写作者和读者公众的交流已经不完全依赖传统的文学期刊这个中介,更具有交际性的网文平台,包括豆瓣、简书这样基于实现个人写作的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公号等,从各个面向挑战着传统文学期刊,传统文学期刊即使变身“文学传媒”其交际性也并不充分。

去年1月,作家陈希我在《花城》上发表了将近4万字的中篇小说《父》,收到将近4万元稿费时,他以为杂志社搞错了,把别人长篇小说的稿费发给他了。“我打电话给杂志主编,结果他们告诉我,没弄错,是稿费涨了,千字千元。”陈希我说,这是他在杂志上拿到稿费最多的一次。

新媒介对于文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传统文学来说,文学期刊依然是最为重要的阵地。“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重要的传播中介,通过对文学信息的选择、组合与改写,引导着文学的发展趋向,而作家与读者的趣味又影响着期刊的编辑方针与传播策略,作者、编者、读者在复杂的三边互动中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学场域。”这个文学场域其实就是当代文学的创作格局和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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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在和《花城》朱燕玲主编商量如何办好“花城关注”栏目时,我们想“花城关注”应该给当下中国文学做点什么?应该从何处着手?栏目主持人的办刊方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被许多刊物所采用,比如《大家》《芙蓉》《花城》《山花》等。事实上,栏目主持人给这些杂志带来了和单纯文学编辑办刊不同的风气。批评家现实地影响到文学刊物。我印象最深的是某个阶段的《上海文学》和《钟山》,陈思和、蔡翔、丁帆、王干等批评家的个人立场左右着刊物趣味和选稿尺度。从大的方向,我把“花城关注”也定位在批评家主持的栏目。

其实,大部分写作者对稿费多少都不太在意,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够变成铅字出现在各大刊物上,受到更多读者的肯定。作家阿乙认为,写作者的理想不一定会被金钱所指挥,但像这样的鼓励,一定会使写作者得到帮助,“高稿费能让作家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将更多精力放在写作上,同时也会提高整体的创作水平。”此外,由于长篇作品一般第一发表渠道是出版社,期刊则多为中短篇,提高稿费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中短篇创作。

新世纪以来,一批以新创文学刊物或杂志型图书为代表的文学新媒体变革影响文学生态的结构。和传统的文学期刊不同,这些文学新媒体不再按照传统的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来划分文学格局,而是在“大文学”“泛文学”的“跨界”“越界”观念左右下重建文学与时代、读者之间的关系。而文学APP、文学电子杂志、区别于大型商业网文平台的文学主题微信公号,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文学新传媒有的是网络时代全民写作的产物,有的具有专题性质,它们和传统文学期刊的关系值得研究。

与年年上涨的物价相比,或者与其他行业相比,国内作家从期刊上拿到的稿费实在少得可怜。根据国家版权局2014年最新施行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原创作品的基本稿酬只有每千字80元至300元。面对这么低的标准,各家期刊只得自己给作者涨稿费。早在2011年,《上海文学》《收获》就将稿费标准提升至每千字500元,一跃成为国内的“稿费高地”,去年又将最高稿费标准提升至千字千元。有上海的文学期刊打头阵,其他全国性、地方性的文学期刊也相继提高了稿费标准,《钟山》《解放军文艺》《青年作家》《长江文艺》等国内大部分知名文学期刊都涨了稿费。

“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对我的特殊意义在于“主持”即批评,通过主持表达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臧否,也凸现自己作为批评家的审美判断和文学观。据此,每一个专题都有具体针对文学当下性和现场感问题的批评标靶,将汉语文学的可能性和未来性作为遴选作家的标准。在这样的理念下,那些偏离审美惯例的异质性文本自然获得更多的“关注”,而可能性和未来性也使得栏目的“偏见”预留了讨论和质疑的空间。

“感觉这几年突然有一股涨稿费的风潮,早期一般千字300元,现在能有千字500元,还有一些千字上千元。”陈希我说,别看稿费提高得较慢,但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对文学的帮助很大。对那些作品能发表的幸运儿来说,涨稿费能让他们过上更体面的生活。”

以“文学策展”的思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像20世纪80年代《收获》的先锋作家专号、《钟山》的新写实小说、《诗歌报》《深圳青年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联网四重奏、《芙蓉》的重塑70后,新世纪《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人民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等,都应该是成功的“文学策展”。从这种意义上,所谓的“文学策展”,是寄望文学期刊成为整个文学生产、文学生态和文学生活现场中最具活力的文学空间。但事实却是当下中国如此众多的文学期刊,完成了从“文学期刊”到“文学传媒”转化的只是少数,而能够有意识地进行“文学策展”的又是少之又少,这样的结果是文学期刊为中心的当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保守僵化、自说自话的“少数人的文学”。

部分稿费上涨的文学期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艺风赏》《鲤》两本刊物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虽然有《萌芽》《西湖》《青年文学》《青年作家》这样发表青年作家作品的刊物,《收获》《人民文学》等刊物也以发现文学新人为己任,但这些刊物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青年自己主导,并不能充分实践他们的文艺观。《文艺风赏》《鲤》两本刊物的主编,分别是笛安、张悦然两位广有影响的“80后”作家。只有这些刊物出现,“青年”在文学意义上的独立性才得以彰显。两本刊物都在努力拓展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文学阅读和写作生活,它们不是彼此取代,而是各擅其长。《鲤》是有着强烈问题意识的主题书,每期以一个当代青年的精神性问题作为刊物思考的原点,文学和青年的心灵现实构成一种互文的独特文本。从某种角度说,从2008年至今,《鲤》的十几个主题是一部中国青年的精神史长篇。对于他们来说,刊物不是传统意义上只发表文学作品的平台,而是跨越文艺和生活、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的界限,彼此共同成长的空间。笛安将《文艺风赏》命名为“文艺志”。从单纯的“文学刊物”到综合性的“文艺志”,这对当下中国庞大的文学期刊的转型和变革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稿费上涨以后,会不会出现更多怀揣作家梦的文学青年,暂时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期刊质量会因此而走高,一分钱一分货,高稿费可以吸引到更好的稿子,从而提高期刊整体质量。

文学刊物;文学期刊;写作;策展;花城关注

在很多描述中,我们只看到新世纪前后文学刊物的危机。但同时这未尝不是一场自觉的文学期刊转型革命,目标是使传统文学期刊成为富有活力的文学新传媒。文学期刊变革的动力当然部分来自网络新传媒。正如晓麦在《青年文学》杂志2000年第2期发表的《文学刊物的处境》所指出的:“文学刊物是文字书写时代的产物。这一时代并没有结束,而数字图文时代又已来临。人们的运用方式和接受方式,面临着新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刊物,也必然要面对这一形势。既不丧失文学刊物的合理内核,同时文学刊物的表述方式(包括作家的写作方式)又必须作出有效的调整。这是编辑方针的改变,更是经营策略的调整。”文学活动的主体部分在文学刊物,文学刊物本身就是一种主体行为。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汇编,也不仅仅是发表多少篇好作品,而关键在于它是一个综合性文本,是一种文化传媒。它应该更有力地介入创作与批评,介入文学现状,介入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并能有力地引导这种现状和过程。

“花城关注”自2017年第1期开栏到目前为止推出了11期,关注了32个小说家、散文写作者、剧作家和诗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充分注意到的。11期栏目涉及的11个专题包括导演小说的可能性、想象和文学的逃逸术、代际描述的局限、话剧剧本的文学回归、青年“伤心故事集”和故乡、科幻如何把握世界、文学的边境和多民族写作、诗歌写作的“纯真”起点、散文的野外作业、散文写作主体多主语的重叠、“故事新编”和“二次写作”等等。

姓名:何平 工作单位:

一个策展人,尽管今天可能策展这个,明天策展那个,但好的策展人应该首先是好的批评家,应该有批评家的基本趣味、立场和审美判断,并使之贯穿每一次策展,即便每一场展览的表达和呈现方式不尽相同。这种基本趣味、立场和审美判断决定了“花城关注”每一次“文学策展”是否具有前沿性。而正是这种前沿性建立起策展人或者批评家和文学时代的关系,凸显文学刊物与图书出版不同的及时性和现场感。

(作者:何平,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韩松刚

这种对文学期刊“传媒性”的再认意义重大。和狭隘的文学期刊不同,“文学传媒”的影响力更具有公共性。《芙蓉》《作家》《萌芽》《科幻世界》是世纪之交较早地确立了“传媒性”的文学刊物。近年上海创刊的《思南文学选刊》和改版的《小说界》也都是“传媒”意义上被突出的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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